低價是如此吸引人，讓我們根本忘了曾對低價抱持質疑：
它助長環境惡化、擴大債務、所得不增反減、以及許多的社經問題，其中包括最近這波全球性的經濟大海嘯。
健康醫療只是這個惱人趨勢的一個要素，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華倫（Elizabeth Warren）早已清楚闡釋這個趨勢有多令人不安。
華倫在傳記中，毫不掩飾她蔑視常春藤名校的陳腔濫調。
她十九歲就結婚，進入羅格斯大學法學院就讀時，身邊就帶著一個兩歲小娃，不是出生於權貴富豪之家，她看世界的角度跟她的許多同事有點不同。
華倫專攻破產法，對於是什麼原因致使這麼多賣力工作的人最終卻落得破產下場，她特別感興趣。
現代婦女既要分擔家計，又要照顧家人，華倫對此感受非常深刻，但這趨勢也跟許多美國家庭所得落後有密切關聯，這個結果令她相當沮喪。
相較於一九七一年，當時外出工作的婦女人口相當少，
二○○三年平均家庭所得水準雖然提高，但負債金額也遠比一九七一年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二○○三年，美國人的所得有將近三二％花在服飾上、近五二％花於家電用品，僅有將近一八％花在食物上，比我們父母那一輩還少。
省的錢全花在別的地方了
華倫更深入觀察其中原因，發現我們從低價消費品省下的錢，
幾乎全花在漲價的非耐久商品和服務上面，相較於一九七一年，
房貸支出增加七六％；健保費增加七四％；
稅負增加二五％；兒童照護費用漲幅更是驚人，因為一九七一年時這項費用極低。
一九七○年代時，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只有一人承擔家計，固定開銷只有所得的一半。
三十年後，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由夫妻共同承擔家計，固定開銷卻是兩人所得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說，必要開銷支付完後，現代人能用於T恤、萵苣等商品的錢，遠比以前少了。
特別是那些在低價消費品相關行業賺取微薄薪資，勉強維持生計的家庭，以及拿房子去抵押和靠刷卡過活的中產階級消費者更是如此。
通貨膨脹對消費者來說肯定不是好事，但從許多方面來說，工資縮水和失業更糟糕。
景氣不佳時，零售商通常先從裁員、減薪、減少津貼下手。中型電子零售商電路城（Circuit City）就是這樣令人感傷的例子。
這家公司於二○○七年三月宣布，由於公司現金大失血，為撙節成本，無預警裁減三千四百名經驗豐富的銷售人員，並保證在十週「調養期」之後，這些員工可以較低薪水申請復職。
這家公司陷入挑戰極為嚴峻的經營困境，二○○六年會計年度有盈餘一‧四億美元，到了二○○七年卻逆轉為虧損一千二百萬美元。
折扣是薪水沒漲的元兇
要買什麼食物，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能掌控的。許多必須降低個人食物開支的人，或選擇這麼做的人，可能會決定少吃一點，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樣就可省下不少錢。
這種「節流」做法也適用於大部分的消費品。
例如，哥哥姊姊穿過的T恤可留給弟妹穿、買二手家具就好、汽車開十年再換而非六年、自製卡片或手工藝品送人、不買昂貴禮物等。
要做這些改變不容易，但也不是難事，從許多方面來看，似乎是好事一樁。
在美國，極少人需要擔心會餓死或凍死。
但很不幸的，卻得時常為燃料、教育、大眾運輸工具、租屋，和最大項開支健康醫療的價格上漲而煩惱。為了生活，我們必須有收入，但許多美國人的收入成長，卻跟不上物價上漲。
薪資與津貼難以調升以支應大部分必需品成本的上漲，部分要歸咎於消費品維持低價。
科技發達帶來的高效率，讓我們得以從世界各地取得最低價的交易，但我們也都要為這些交易付出高昂代價。
在布希總統和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主政下，最低時薪維持在五‧一五美元已將近十年。
一個三口之家的年所得要是低於一萬六千零七十九美元，便落到貧窮線以下，而支領最低薪資的全職工作者，一年卻僅可賺約一萬零七百一十二美元。
二○○七年，民主黨主導的國會通過提高最低時薪至七‧二五美元，這是低薪工作者的勝利。（本文摘錄自前言、第七章）
它助長環境惡化、擴大債務、所得不增反減、以及許多的社經問題，其中包括最近這波全球性的經濟大海嘯。
只是花個小錢買只戴兩個月就不能用的手表，或是買個小榔頭「以備不時之需」，這樣難道不夠節儉嗎？
我會為了每加侖汽油可便宜幾分錢，而多開一哩路去加油，但不會妄想多開一段路就能找到掉落在人行道的幾分錢。
所以這無關節不節儉，對折扣商品的熱愛源於你內心更深層的東西。
低價不僅是個結果，它本身就是個勝利，代表你從零售買賣的難解奧秘中爭取到主控權。
只是，那種主控權絕大部分是錯覺，那些看似「不可思議的低價」，
其實結果都可想而知：從折扣商店買回來的內衣褲一放進烘乾機就縮水；
小榔頭太小，根本無法釘釘子；手表用不了多久就壞了。
然而，那些便宜商品還是便宜得讓人難以抗拒。
便宜貨難彌補暴漲的房價
當我們更深入檢視低價銷售對家庭預算的影響時，一定要提的問題是：在沃爾瑪等折扣商店採買，真的讓我們更省錢、更富有嗎？折扣商店有助於抑制通貨膨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經濟大蕭條的特色並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特別是薪資緊縮。
近幾十年來，一般人的薪資停滯、債務升高，致使低價商品更加吸引人。
然而，這些低價品畢竟無法取代成本一路攀升的房子、教育和健康醫療等生活必需品。
長統襪價格再便宜，也阻止不了房子被法拍和破產的命運，更不可能讓我們溫飽。
大蕭條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災難，它的病徵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特別是所得縮水。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二○○八年，金融資產的縮水讓許多美國人財務陷入困境。
當薪資因高失業率和高失業風險而難以調升時，消費品價格降低似乎就成了萬靈丹。
但這是個幻覺，因為低價消費品並不是我們開支的主要項目。
《紐約時報》報導，單是醫療費用就占一般家庭所得的五分之一，不管在哪個人的著作裡萵苣是便宜或昂貴，這都相當於一大堆萵苣。
健康醫療只是這個惱人趨勢的一個要素，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華倫（Elizabeth Warren）早已清楚闡釋這個趨勢有多令人不安。
華倫在傳記中，毫不掩飾她蔑視常春藤名校的陳腔濫調。
她十九歲就結婚，進入羅格斯大學法學院就讀時，身邊就帶著一個兩歲小娃，不是出生於權貴富豪之家，她看世界的角度跟她的許多同事有點不同。
華倫專攻破產法，對於是什麼原因致使這麼多賣力工作的人最終卻落得破產下場，她特別感興趣。
現代婦女既要分擔家計，又要照顧家人，華倫對此感受非常深刻，但這趨勢也跟許多美國家庭所得落後有密切關聯，這個結果令她相當沮喪。
相較於一九七一年，當時外出工作的婦女人口相當少，
二○○三年平均家庭所得水準雖然提高，但負債金額也遠比一九七一年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二○○三年，美國人的所得有將近三二％花在服飾上、近五二％花於家電用品，僅有將近一八％花在食物上，比我們父母那一輩還少。
省的錢全花在別的地方了
華倫更深入觀察其中原因，發現我們從低價消費品省下的錢，
幾乎全花在漲價的非耐久商品和服務上面，相較於一九七一年，
房貸支出增加七六％；健保費增加七四％；
稅負增加二五％；兒童照護費用漲幅更是驚人，因為一九七一年時這項費用極低。
一九七○年代時，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只有一人承擔家計，固定開銷只有所得的一半。
三十年後，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由夫妻共同承擔家計，固定開銷卻是兩人所得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說，必要開銷支付完後，現代人能用於T恤、萵苣等商品的錢，遠比以前少了。
特別是那些在低價消費品相關行業賺取微薄薪資，勉強維持生計的家庭，以及拿房子去抵押和靠刷卡過活的中產階級消費者更是如此。
通貨膨脹對消費者來說肯定不是好事，但從許多方面來說，工資縮水和失業更糟糕。
景氣不佳時，零售商通常先從裁員、減薪、減少津貼下手。中型電子零售商電路城（Circuit City）就是這樣令人感傷的例子。
這家公司於二○○七年三月宣布，由於公司現金大失血，為撙節成本，無預警裁減三千四百名經驗豐富的銷售人員，並保證在十週「調養期」之後，這些員工可以較低薪水申請復職。
這家公司陷入挑戰極為嚴峻的經營困境，二○○六年會計年度有盈餘一‧四億美元，到了二○○七年卻逆轉為虧損一千二百萬美元。
電路城拒絕透露新經營計畫的特定細節，但以電腦部門的人員為例，時薪超過十五‧五美元的員工就得走人。
公司高級主管不在裁員與減薪之列；二○○三年，當這家公司有二○％的員工丟了飯碗或佣金被裁減，這些高級主管也同樣高枕無憂。
同時，顧客漸漸不再上門了。
少了資深員工，原本的完整服務縮水只剩所謂的運送服務，也就是將產品從工廠運到商店，再送到顧客手上。
這家公司繼續虧錢，一直撐到二○○八年十一月宣告破產。
電路城在二○○七年公布的「薪資管理計畫」並未受到媒體關注，
當時擁有技能的工作者對撙節成本風潮下的不公平待遇早已習以為常。
減薪不是新聞，消費品價格上升才是新聞焦點。
衡量包括食物、服飾、住所、燃料、交通運輸費和健康醫療等商品與服務，在一段時間平均變動率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從二○○七年五月到二○○八年五月上漲四‧二％。
進一步檢視原因，各項商品和服務類別的上漲幅度差異相當大。
住房上漲三‧三％、食物上漲五‧一％，而燃料上漲幅度則高達一七‧四％。
但數十年來價格走跌的服飾，又下降了○‧六％。
事實上，如排除食物和能源，消費者物價指數在這段期間僅上漲二‧三％，而漲幅最高的項目是交通運輸費，達八‧一％。
食物成本上漲總是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對於某些人更是痛苦不堪。
但正確說來，二○○八年中期食物價格短暫急升，是因為相對於所得，食物價格數十年來明顯一路下滑。
美國農業部的資料顯示，
一九二九年美國人花費可支配所得的二○‧三％在家裡吃的食物上，另有三‧一％是花在外食。
到了一九七○年，家中食物的花費占比減少將近一半，只有一○‧三％，而外食開支占比僅微幅增加為三‧六％。接下來幾年，可看到食物總支出占可支配所得的占比穩定下滑，
到了二○○七年，家中食物的開支占比僅有五‧七％，而外食支出占比僅微幅增加到四‧一％。
即使隔年二○○八年價格上揚，但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的食物一直維持低價。
公司高級主管不在裁員與減薪之列；二○○三年，當這家公司有二○％的員工丟了飯碗或佣金被裁減，這些高級主管也同樣高枕無憂。
同時，顧客漸漸不再上門了。
少了資深員工，原本的完整服務縮水只剩所謂的運送服務，也就是將產品從工廠運到商店，再送到顧客手上。
這家公司繼續虧錢，一直撐到二○○八年十一月宣告破產。
電路城在二○○七年公布的「薪資管理計畫」並未受到媒體關注，
當時擁有技能的工作者對撙節成本風潮下的不公平待遇早已習以為常。
減薪不是新聞，消費品價格上升才是新聞焦點。
衡量包括食物、服飾、住所、燃料、交通運輸費和健康醫療等商品與服務，在一段時間平均變動率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從二○○七年五月到二○○八年五月上漲四‧二％。
進一步檢視原因，各項商品和服務類別的上漲幅度差異相當大。
住房上漲三‧三％、食物上漲五‧一％，而燃料上漲幅度則高達一七‧四％。
但數十年來價格走跌的服飾，又下降了○‧六％。
事實上，如排除食物和能源，消費者物價指數在這段期間僅上漲二‧三％，而漲幅最高的項目是交通運輸費，達八‧一％。
食物成本上漲總是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對於某些人更是痛苦不堪。
但正確說來，二○○八年中期食物價格短暫急升，是因為相對於所得，食物價格數十年來明顯一路下滑。
美國農業部的資料顯示，
一九二九年美國人花費可支配所得的二○‧三％在家裡吃的食物上，另有三‧一％是花在外食。
到了一九七○年，家中食物的花費占比減少將近一半，只有一○‧三％，而外食開支占比僅微幅增加為三‧六％。接下來幾年，可看到食物總支出占可支配所得的占比穩定下滑，
到了二○○七年，家中食物的開支占比僅有五‧七％，而外食支出占比僅微幅增加到四‧一％。
即使隔年二○○八年價格上揚，但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的食物一直維持低價。
折扣是薪水沒漲的元兇
要買什麼食物，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能掌控的。許多必須降低個人食物開支的人，或選擇這麼做的人，可能會決定少吃一點，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樣就可省下不少錢。
這種「節流」做法也適用於大部分的消費品。
例如，哥哥姊姊穿過的T恤可留給弟妹穿、買二手家具就好、汽車開十年再換而非六年、自製卡片或手工藝品送人、不買昂貴禮物等。
要做這些改變不容易，但也不是難事，從許多方面來看，似乎是好事一樁。
在美國，極少人需要擔心會餓死或凍死。
但很不幸的，卻得時常為燃料、教育、大眾運輸工具、租屋，和最大項開支健康醫療的價格上漲而煩惱。為了生活，我們必須有收入，但許多美國人的收入成長，卻跟不上物價上漲。
薪資與津貼難以調升以支應大部分必需品成本的上漲，部分要歸咎於消費品維持低價。
科技發達帶來的高效率，讓我們得以從世界各地取得最低價的交易，但我們也都要為這些交易付出高昂代價。
在布希總統和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主政下，最低時薪維持在五‧一五美元已將近十年。
一個三口之家的年所得要是低於一萬六千零七十九美元，便落到貧窮線以下，而支領最低薪資的全職工作者，一年卻僅可賺約一萬零七百一十二美元。
二○○七年，民主黨主導的國會通過提高最低時薪至七‧二五美元，這是低薪工作者的勝利。（本文摘錄自前言、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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